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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起,文化部籌辦「華山藝術生活節」,期望以大型節慶活動帶動表演藝術產業發展。至2013年止,皆由表演藝術聯盟(中華民國表演藝術協會,以下簡稱「表盟」)策劃執行。藝術生活節以表演藝術為主軸,包含展覽、各類活動及劇場演出,更舉辦showcase,由國內表演團隊呈現演出菁華片段,並廣邀各國策展人、場館經營者及藝術節總監參與。

 

經過四年的活動參與,國內的藝術行政從業者逐漸了解,各類國際合作活動的意義,並開始參與各項相關活動,這個由韓國發起的四國合作計劃即為結果之一。計畫自2013年開始發想籌劃,定名為「亞洲製作人平台」(Asian Producers’ Platform),為長期的合作交流計畫,並自2014年開始,輪流於韓國 (2014)、台灣 (2015)、日本 (2016)及澳洲 (2017)舉辦亞洲製作人平台工作營(Asia Producers’ Platform Camp,簡稱APP Camp)。計畫目前仍持續發展中,紐西蘭及新加坡亦表達高度的參與意願。

 

此次於首爾進行的會議為此計畫的籌備前導活動,由國內製作人石佩玉、林人中以及表盟同仁陳柏潔、黃惠玲及張宏維出席,資深藝術行政工作者,現任OISTAT國際劇場組織執行長洪凱西擔任觀察員。

 

回顧2013的台灣劇場界,若要用一個字形容,或許「動」是不錯的結語。從遍地開花,旺到不能再旺的演出季,劇場的產能動能十足。但十足令人興奮得發麻,吸引大家注目的應是一股蠢蠢欲動的整合意識逐漸甦醒。過去常被譏笑是一盤散沙的劇場界,因生存而努力單打獨鬥的現象仍然持續,如今我們深知締結聯盟,爭取資源,爭取機會與發展乃是面對未來的不二之道。展望2014年,台灣劇場界將有更多機會站在國際舞台。這次不再侷限於藝術家、設計家,而是扮演創作團隊重要角色的製作人。隨著跨四國的中介組織啟動「亞洲製作人平台」合作計畫,台灣劇場人開始有系統有效率的搭起國際網絡,建立交流平台,吸收各國文化與經驗,形塑未來的劇場生態。

 

「為什麼跨國製作風險高、成本高,大家還會一直想要做跨國合作?」這是林人中在車上問我與飛人集社劇團藝術總監石佩玉的問題。當時我們正在韓國高速公路飆速,急奔「創意製作人論壇」途中。創辦超親密小戲節,有著許多國際合作經驗的佩玉直言,確實失敗風險極高。我們輪番提供些見解:「延長作品壽命」、「確保有國際巡演的機會」、「共同承擔風險」、「提供創作者不同經驗與養分」….端看以什麼角色、角度看這件事。但說穿了,就是增廣見聞,對創作者、對觀眾、對製作團隊、對製作人皆然。

 

這次的「創意製作人論壇」為即將於2014年展開的跨國計畫「Asia Producers’ Platform Camp」。這個計畫由韓國獨立製作人Kyu Choi號召台灣、澳洲、日本四地的表演藝術組織起而行,共同搭建屬於亞洲製作人的交流平台。

 

這次三天兩夜的行程,幾個閉門會議、一個各國製作人的論壇、幾頓餐會,觀看各國表演藝術專業經理人彼此討論調整計畫,得到以下初步的結論:

從交朋友開始 –

「亞洲製作人平台 Asia Producers’ Platform」首爾會議紀要

文  洪凱西  OISTAT國際劇場組織執行長

大夥無共識

 

大夥的共識

 

「創意製作人」的名詞解釋無共識

對於製作人的定位迥異

語言障

摒棄「創意製作人」名詞,每一個人皆獨特

建立亞洲獨立製作人平台與網絡

文化交流是學習的核

摒棄「創意製作人」的口號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

出發前,此計畫原名Creative Producers,直譯為「創意製作人」。台、日、韓、澳的夥伴們抵達後,第一個閉門會議便已提議摒除「創意」的名號。現下似乎冠上了「創意」兩字,身價瞬間翻漲,卻不免令人好奇具備什麼條件或特質的製作人始能稱為「創意製作人」。三天的韓國行,來自台灣、韓國、澳洲、日本的製作人與經理人齊聚討論的第一個問句,便是「什麼是創意製作人?」

 

當製作人的標籤上標「創意」,似乎暗指製作人至少分創意與無創意兩類。真是如此,是否又在這個人人辛苦的扁平劇場製作結構,再架上更高的階級?那麼,是否在團隊或創作者還不甚清楚自己需要什麼樣的製作人,提供什麼樣的領導或協助,就指名要聽來較高等的「創意製作人」?

 

重點來了,「需要」或說是「需求」,放諸四海皆準。有需求(demand)就有供給(supply)。過往的慣性是創作者「需求」協助,製作人「供給」滿足創作者需求。在公開的論壇中,台上十位各國製作人與台下約120位韓國當地表演藝術、影視從業人員、學者與學生,針對「製作人」的角色做了相當長的對談與交流。「天天忙寫補助申請結案及應付公部門所需,該怎麼抽時間思考其他事情」、「找錢找錢找錢,上哪裡找」、「藝術家不在乎爆預算,不在乎觀眾進不進來,不在乎製作夥伴」….當然許多相同的問題也不分國度、不分文化的存在。

然而從台上台下的討論,顯見製作人角色與其所在的劇場製作組織結構中,在不同的文化國度有著很不同的推演,期待也有著極大的差異。韓國從業人員提到製作人角色,在國內更常稱為Planner,頗似台灣的「企劃」,在組織裡面,多數時間伏案寫補助申請案、張羅製作需要的錢與物資,鮮少參與創作團隊的發展過程。某種程度,在台灣劇場界中小型團隊的製作人也逃不了這樣的份內工作。受邀的韓國導演Kyung-Sung Lee提出他個人需要是製作人除了為行政夥伴之外,更期待是擔任可供倚靠的肩膀,給予心靈支持的朋友。

 

澳洲雪梨Performance Space的總監Jeff Khan提到製作人更應擔任創作者的「衷實觀眾」,既由衷也真實予創作者建議,並非指樣樣認同,忠心耿耿盲目按讚鼓掌的衷實觀眾。

 

澳洲2014年下一波雙年藝術節 (Next Wave Festival) 協同製作人Dave Sleswick過去身為獨立製作人,以專案受聘於創作者,或是自己發起的創意概念,進而尋找夥伴,角色因專案而有不同,他重申創作者也好,製作人也好,每一個人都有其獨特性,對於製作人的認知與期許是要能夠點燃作品的生命力與生命週期完整規劃。

心靈導師

發起人

朋友

行政管理

觀眾

心靈導師

「製作人是什麼」、「我認為製作人要…」的討論花了近兩小時。說穿了,製作人角色多元,既是發起人、募款人、經紀人、行政管理、行銷顧問、心靈導師、朋友、 觀眾….,其實最主要仍回歸到每一個製作迫切需要製作人做什麼,以及誰適合擔任這角色。沒有高等、中等、低等工作內容,只有需求與滿足需求。無論是顯而易見的需求,或未雨綢繆、等待發掘的需求,能夠滿足製作所需的製作人,便是盡責的製作人。

獨立製作人轉換傳統供需角色

既然是需求與供給的方程式,製作人與創作者的供需關係亦常互換。Kyu Choi今年製作的One Day, Maybe從他的概念出發,滾雪球滾了三年而成。有了想法,邀請英國友人Tristan Sharps合作,徵選韓國演員,以韓國光州民主運動的歷史發展出應變三個特定地點的一個作品(site responsive)。有著豐富經驗的Kyu提到,在製作初期找到創作團隊,起始資金,他的角色不僅是製作人,同時是共同形塑作品走向與面貌的dramaturg*。進到製作期,便時時要關切製作進度,解決問題,持續尋找資金,更要多加關注導演、演員、工作人員的心理狀態,因為工作期的磨練是需要不斷調校。

 

澳洲的Dave Sleswick也提及擔任獨立製作人,他尋找的合作夥伴是目標與想法契合的創作者,在長達三至五年的製作週期中一直堅持下去。同時擔任經紀人的Dave也表示在澳洲擔任獨立製作人仍是辛苦並非總是光鮮亮麗。資源人人搶,該如何爭取資源,考驗框框外思考與口碑。口碑的建立在於理念相合的夥伴,戮力完成一個高品質的作品。

*Dramaturg是什麼?

根據What is Dramaturgy作者Bert Cardullo的定義,dramaturg的任務包涵(1) 挑選並準備演出用的劇本;(2) 提供導演與演員建議;以及(3) 教育觀眾。

旅行事小,人脈事大

建立亞洲製作人交流網絡  刻不容緩

既然如此,獨特的個體們又為何要聚集,要費神張羅一個橫跨四個國家,為期至少五年的表演藝術製作人計畫?

 

此製作人計畫的發起人Kyu Choi為擅長跨國大型製作的知名韓籍獨立製作人,他坦言,十數年前於英國、歐洲鑽研西方劇場藝術,使他回頭反思身分認同的同時,亦發覺似乎僅亞洲人一直企圖尋根,思考「身分認同」,英美歐洲創作者鮮少探究此題。Kyu意識到亞洲的劇場創作,雖意圖找尋本身的文化元素,卻不免套著西方劇場模組。因此,如何找到屬於亞洲特質的劇場模組成為吸引他的巨大課題。

 

日本表演藝術交流會總監Hiromi Maruoka多年來致力於搭建亞洲創作者與表演藝術專業人士的交流平台。她提到交流平台在歐洲極為多元與發達,在亞洲卻寥寥無幾,當表演藝術界亟欲往外探索同區域的同業時,每個人卻要一再經歷同樣的翻山越嶺。

 

「翻山越嶺」是關鍵詞,不僅說明了地理上的難度,也說明了若憑藉個人時間與精力,經驗無法傳承,人脈網絡無法織成,則似乎每次每人皆從零開始。歐洲大陸,國界相連,人們跳上自駕車,三小時後輕易抵鄰國友人家。同樣的時間,約略是我們從家裡出發到機場要準備搭機前往朋友居住國的時間,更遑論旅行交通的價格,地理上,在亞洲各國的連結可真是「翻山越海」。當我們光是旅行這種小事都得花大半時間與腦力去安排,那麼有沒有哪些大事情可以讓我們更有利可圖?

 

 

所謂出門在外靠朋友,這是我們最懂的道理--交朋友,「關係」。來自台灣的石佩玉、澳洲Jeff Khan與Dave Sleswick各以己身跨國合作經驗證實,跨國製作或共製的風險高,若非已經是朋友關係,對彼此熟悉認同,失敗或不愉快機率頗高。

 

倘若我們能與同在亞洲的夥伴策略聯盟,建立以亞洲為中心的綿密人際網絡,在這個網絡中,最可貴的是人,並非組織連結組織,更非國家與國家連結。人才庫來自全亞洲,進而從夥伴們身上延伸至全球的人脈與知識。簡單的近期效應,出門巡演有照應,跨國製作有人才,全球知識全掌握。長遠的效應,知識、文化的交流觸發無限創造力,人脈關係越織越密,涵括更多各國人才,台灣劇場人才機會更多。台灣的表演藝術聯盟是這個計畫與平台的創始成員之一。在此計畫中,台灣不是跟隨者,是創造者,是共同形塑未來者,讓台灣劇場文化與專業在這個網絡建立初期便已擁有關鍵、平等且重要影響力的角色與聲音。

文化與思想差異的滋養  是核心

創意的相互激發  才可貴

「差異」是激發創意思考,引發好奇的關鍵元素。或者也可說是「與眾不同」,「出乎意料」,怎麼說都是跟你所熟悉的認知有「差異」。綜觀近年引起廣泛大眾及劇場人討論的作品,如Punchdrunk團隊在倫敦廢棄倉庫上演的The Drowned Man,在紐約舊旅店演出的Sleep No More、韓國製作人Kyu Choi與英國dreamthinkspeak導演Tristan Sharps合作於韓國光州女子中學、日本金澤二十一世紀美術館、高知縣立美術館上演的One Day, Maybe,台灣於台北的跨區域小空間迷你偶劇「超親密小戲節」、河床劇團於八方美學商旅及台北美術館的「開房間計畫」等,引誘著劇場觀眾與一般觀眾的好奇心。相對於正襟危坐的鏡框式舞台經驗,我們即便不主動尋求,也不自覺被「保證不同經驗」的演出勾引。差異,不同於平常的觀賞經驗,刺激著大腦與心神。

 

差異,落實到觀點(perspective),每個人的觀點因教育、文化、社會背景而差異。試想在人際網絡中,二十人密集討論切磋彼此的「差異化」,激發的想像可以多遠,認識可以多深。這次在韓國首爾舉行為期三天的會議與論壇,是獨立製作人計畫的前導活動,主要藉由四地劇場製作人與合作夥伴共同腦力激盪,如何形塑五年計畫。其中因「語言障礙」的討論,當台灣與日本的夥伴提出未來參與計畫者,需具備理解日常對話的英語能力時,澳洲人因多元種族養成文化包容的習性,強調語言能力不該是門檻,就如同行動不便不能是門檻,不能因語言障礙而歧視或排除好的人選。姑且不論這議題多麼枝微末節,這觀點的確不同,若將語言視為不可抗拒的障礙,是否設定門檻就是歧視的表現?爾後與澳洲友人討論才了解這種觀點或詮釋根源澳洲社會一向強調兼容並蓄(inclusive),因為多種族的社會結構,必須尊重與傾聽彼此。

 

最後來自四地的近二十位參與者不約而同強調,一切從「人」出發,藉由各地參加者的互動分享,深入瞭解彼此的文化背景與創意發想將是首重的交流課題。原先設定計畫以師徒制方式招募年輕製作人的學習模式,很快被推翻,「每一個製作人皆能從彼此經驗或文化學習」獲得大家認同。韓國Kyu Choi與日本「鳥的劇場」製作人齊藤啟(Kei Saito)提出因教育制度與社會階級的教化與期待養成,強調「養成」的師徒制(mentorship)是符合亞洲人習慣與接受的內向傳授型學習方式。澳洲藝術協會與台灣表演藝術聯盟的夥伴們雙雙提出,現今年輕人已不願接收式的學習,如同此行最可貴的經驗,在於聽取不同背景的專業人士闡述想法,因此共同討論與分享,強調「滋養」的互動學習方式更能激發火花與腦力撞擊。

 

對應先前「每一個人皆獨特」的共識,此計畫倡議各國參與者盡可能混合著資深資淺的製作人。年輕的製作人或許製作經驗不豐,但對於現下年輕族群的習性與喜好,世界的最新趨勢更能掌握;資深製作人或許製作經驗豐厚,可以在問題發生前就預見,但或許對於跨國製作陌生,對於各國文化無知。澳洲人稱為「好的製作人生態系統」,意念在於各種經驗絕對都有值得學習之處。

 

此行受邀的台灣與澳洲參與者,林人中、石佩玉、Dave Sleswick與Jeff Khan皆身兼製作人、策展人與創作者。現任澳洲Performance Space總監的Jeff Khan為視覺藝術家,曾擔任2008與2010墨爾本下一波雙年藝術節(Next Wave Festival)的策展人;墨爾本的Dave Sleswick為演員、導演、策展人、經紀人與製作人,也擔任2014墨爾本下一波雙年藝術節協同製作人。兩人如何將藝術植入社區,讓社區參與藝術創作與推廣,深獲讚賞。七年級生的林人中為台灣劇場青年一輩的策展人、創作者暨行為藝術家,策展作品包括兩廳院新點子劇展「一代粉絲」系列(2013)、《24H》(2009)、《漢字寓言》(2008);六年級生的石佩玉為飛人集社劇團藝術總監,同時為「超親密小戲節」(2010~)的策展人。 兩頓餐、一個咖啡會議與一個論壇,讓台灣的兩位策展人與各國劇場同業建立了友誼的基礎。兩人作品的創意與異質性更引起日本與澳洲參與者的高度注意,私下已討論著至日本神戶的NPO Dancebox駐村,及澳洲墨爾本做交流或未來合作的可能性。

 

林人中與石佩玉從出發前的不確定與觀望,第二天晚上已經興奮的分享此行的大豐收。石佩玉提到最大的收穫是聽到別人在做些什麼,怎麼做,激發了很多的想法。雖然國內一陣推崇跨國製作或共製,但更重要的是以友誼與信任奠基的合作模式可以長長久久。跨國製作的作品是人際網絡自然發展的結晶。對於創作者而言,不斷的與各國同業撞擊想法與概念,提昇對世界的了解,豐富思考觀點,絕對令創作更有層次。對於製作人而言,不僅橫向連結多國資源的可能性提高,經驗移植突破限制,有助提昇在地視野與生態。

 

從台灣出門的我們六人行聊著,在台灣的劇場人為了創作,為了工作,為了劇團生存,疲於奔命,習慣單打獨鬥,忽略結盟的重要性。我們見多了單打獨鬥後日漸乏力,國內人才凋零轉行,或見他國劇場招手,心生嚮往,離開寶島打拼。見著各國人士對於建立此計畫與交流平台的信心與迫切,有感於台灣現在的確需要更多劇場人擁有國際連結,從個人的點,逐漸連成人與人之間,一條條人脈的線,廣佈撒網成為面。

 

回頭想想林人中於第一天的問號:「為什麼跨國製作風險高、成本高,大家還會一直想要做跨國合作?」我們都認同獨立製作人計畫要提攜人才出門走走,跟各國夥伴交朋友,彼此學習、認識與交流。每個人身上的才能與知識是寶庫,這種寶庫因為會跟著時間不斷累積,沒有窮盡。各國朋友多了,知識寶庫一個挖過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思想的撞擊才會令創意火花四射,加乘跨國人才的組合,迸發無限可能性。我們最不該擔心的是人才見多識廣而出走,最該擔心的是人才不出去走走。

 

 

全文完

贊助單位:

國藝會 || 國際藝術網絡發展平台專案

策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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